按语：

   2021年7月3日8时1分，原农业部部长何康逝世，享年99岁。在2000年，他曾口述回忆了他的少年时光，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经历，经他的弟弟何达、儿子何迪整理，并配有珍贵的历史照片，由《老照片》135期发表。如何迪的讣告所言“他一颗善良仁爱之心永不停息，他一生无私奉献的精神将永存！”

他一生的路是从这里开始的。

   “远游良多艰，壮心未能已”是父亲何遂十五岁时写的一首诗中的结尾两句。六十年后，他重抄此诗时，加了一段注：“此于1903年，由蜀返闽，舟过瞿塘所作。今已历六十年矣，以生平遭际一何近似乃尔。”回望一生，用父亲这首诗描述我的少年时光也是很恰当的。

一、父亲何遂

   尽管父亲是福建人，但与北方，特别是河北结下了不解之缘。1907年，他十九岁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保定陆军随营军官学堂（后改为陆军大学）第二期，与来自直隶高阳的孙岳同班，并与他成为挚友，孙岳后来成为我大哥的干爹。就在这一年，父亲在孙岳家加入了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时，父亲作为北方革命党人、北洋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的亲信参谋参加了起义，在石家庄截断了清廷南下的军火列车，有力地配合了武昌起义军的行动。1915年，应北洋政府黎元洪的邀请，他回到北京，任陆军大学教官，后被派往欧洲观战二十个月。1922年4月，直奉战争爆发，父亲作为十五混成旅旅长兼冀南镇守使（俗称大名镇守使，辖42个县）孙岳的参谋长，又回到了河北，驻守邯郸。1923年2月23日（农历正月初八），我在大名降生了。在我满月的照片上，父亲写道：“小三以正月八日生，方面大耳巨头，目光耿然有神，啼声极大。命者云是富贵寿考相。年十八即当发轫，为社会英终其身，无蹇运也。”看来，父亲对我的出生与未来寄托了很大希望。

图1 我满月时的照片。右为大哥何旭，左为二哥何鹏。

   母亲只管生孩子，自己不带，将我交给了从保定来的奶妈高爱带着。而父亲是个待不住的人，在我尚不记事的幼儿时他四处奔走，干了几件大事情。头一件是参与策划了1924年的北京政变，驱逐了贿选上台的总统曹锟，将小皇帝溥仪赶出了紫禁城，迎接了孙中山北上；第二件是当了一年北洋政府的航空署署长，开辟了西北的航线；第三件是受了蒋介石的委托，说服直系军阀靳云鹗等反水，配合了北伐，深得蒋介石的赞誉。

   黄埔军校随北伐进展，一部先迁武汉，后去南京，在广州的校本部急需一位代行蒋介石校长、李济深副校长领导责任的代校务（即代理校长）。蒋介石在几位候选人中选派了父亲，于是1928年春天，我随父母来到了广州。我已经五岁，开始有了较清晰的记忆。那时家住广州长堤，父亲每天早上乘专用的小火轮到长岛上班，副官苏鸿恩总是跟着，另外还有警卫。我还没有上学，父亲喜欢带我去上班。记得一上码头不远就是学校大门，往左走是一幢有宽宽走廊的二层小楼，就是父亲办公的地方；进大门往右走，就是礼堂，父亲常常在礼堂里讲话。此时我在宽敞的校园里玩，礼堂对面的小山上有座亭子，是我常去的地方。父亲穿军装，有时也穿便服，我最熟悉的教官是黄谦，父亲称他菊生，福建人，黄家的孩子黄夏、黄宋，和我们弟兄都很熟，父亲总是把我托付给他。最严肃的是教育长李扬敬。所有的人包括汽艇上的水手都喜欢我，水手还满足了我提出的驾驶汽艇的要求。

图2 时任北洋政府航空署署长的父亲（左一），在开辟西北航线的飞机前和同事留影。

   这期间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事情是，父亲在办公室用脸盆盛墨，把白纸铺在地板上，用扫帚写下七个大字：“和平奋斗救中国。”父亲很兴奋，先教我认字，又对我说：孙总理弥留之际还念叨这七个字，这是他最后的遗言！这七个大字按原样，刻在了父亲主持兴建的孙总理纪念碑的东侧，也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头脑里。父亲还主持兴建了军校师生北伐阵亡烈士纪念碑、东征阵亡烈士纪念坊，坊中两米多高的碑文是他用颜体楷书书丹的。这些，至今仍为广州黄埔军校旧址中的盛景。

图3 母亲陈坤立（左一）、父亲何遂（左二）带着五岁的我在黄埔军校，牵着我的手的是黄谦。

二、小学生活

   大约在1929年秋天，父亲辞职不干了。我随父母先到上海接祖母（祖母本住在上海四叔何缵家里），然后回到北平住西城察院胡同29号老宅。我进入东铁匠胡同女师大附属小学开始上学。大哥、二哥仍在汇文中学读书。

   家很大，前院南房是个大厅堂，前面有很高大的假山石，父亲在假山顶修了一个“慈恩塔”，供着祖母的青丝（头发），后院内宅房子很多。舅父陈裕时住在我家，他是清末湖北革命团体中最年长的同志，因为辛亥时期极力主张向袁世凯妥协，逼孙中山把临时大总统位子让给袁，引起众多党员（国民党员）的不满，袁称帝，他游说湖南汤芗铭、四川陈宦通电反袁。此后他对政治失去兴趣，当了居士。九一八事变后，他号召佛教徒抗日，当时是北平佛教协会的会长。他爱喝酒，经常在家里会见老朋友，还曾请过九世班禅到家住、开讲堂。父亲不管儿女，整天忙着考古，母亲忙着打牌，家中事均由祖母发号施令。为逃避祖母的监管，大哥、二哥经常住在湖北宜昌会馆。

   1931年，父母带我和妹妹先坐火车到郑州，转陇海线的专列，经三门峡、潼关至西安。我见一位全副武装的军官向迎上去的父亲行了一个军礼，叫了一声：“老师！”后来才知道他就是杨虎城。我们被安排住在菊花园，一个四合院，杨虎城的家也住在菊花园，但他每天都坐车到西安新城去办公。杨夫人谢葆真（原名宝珍）漂亮而和蔼，杨的一个儿子杨拯民和我同班（小学三年级），每天有汽车送我们到学校上学。

   父亲看上去公事不多，杨对他很好，有事情总是派车来接去新城，不是开会就是应酬吃饭。平常跟着父亲的有三个人：一个叫叶迺奇，教父亲画国画；一个叫贾班侯，帮父亲练字；另一个叫高尚穆，原本是卖古董的，专门陪父亲找古董，搞考古。

   父亲的主要精力都放在画画、考古和旅游上，父亲多次带我登上西安古城，踏访“咸阳古道”，游乾陵、华清池，还去了一次终南山。父亲的游兴很浓，专门去寻找王宝钏等候薛平贵的寒窑，发现传说中的那地方立着一个旗杆，旗杆上拄着一个斗——木头制的圆东西；又专门去寻找项羽给刘邦设鸿门宴的地方，帐外也有斗。父亲还带我去了渭河边的一片古战场，暮色苍茫，驼铃阵阵，荒草漫漫，父亲让我在地上寻找箭镞。我居然真的找到了一个，青铜的，锈迹斑斑，我幼小的心中突然感到一抹苍凉。父亲的记忆力非常之好，不但古诗词，就是《左传》《战国策》等，也能成篇地背下来，他并不把我当孩子，而是满怀激情、滔滔不绝地讲着他的感受、他的见解，抒发他的感情。身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环境里，听着父亲激情的讲述，我常常感到内心里像种子遇到喜雨般，生发出对祖国广袤大地和悠久历史的热爱。

图4 黄埔军校苏制飞机前留影。右三为母亲，后面军人抱着的是我。

图5  父亲在黄埔军校和同事一起规划作战时的情形。

   九一八事变打乱了我们全家人生活的节奏。大哥从沈阳逃回来，讲述了他在九一八事变中的经历，他像换了一个人，发疯一般投身学生抗日活动，他是我们弟兄的“领头羊”，二哥总是紧跟他走，我则跟着两个哥哥走。

   他们多次带我去参加抗日集会，其中有叫“飞行集会”的，就是在热闹的大街上突然集会演讲、唱歌，警察一来，就一哄而散。大哥和二哥一人拉住我一只手，跑的时候，我感到真的是足不沾地。大哥、二哥经常在宜昌会馆里刻蜡版，印传单，有时塞给我一沓，让我到学校去散发。我就起个大早，到学校时教室里连一个人都没有，我就把传单一张张放进空着的课桌里。我学会了不少抗日歌曲、进步歌曲，我最爱唱的是《少年先锋队歌》，每天一觉醒来我就高唱：“走上前去啊！曙光在前……”我最喜欢的一句是：“通红的炉火烤干净了我们的血汗！”记得约在1932年春节前后，父亲带着大哥到前线去慰问东北义勇军了。傍晚时分，家里突然闯入多名黑衣大汉，黑色的长衫、黑色的帽子，有的拿短枪，有的扛长枪。他们不由分说，把全家老小都赶到后院厨房旁边的一间储藏室里，说是要“借盘缠”。妈妈怀抱达弟护住祖母，很平静地说：“你们要钱财，家里的东西随便拿，但不能伤人，伤了人你们一个也跑不了！”

图6 父亲带我参加黄埔军校集会。

   大哥不在，二哥是年龄最大的，他想借敬烟去夺看守的枪，又想溜出去报警，都被母亲制止了。天黑下来，直到躲在外面的花把式（花匠）进来，才知道强人已经走了。母亲清点财物，发现只少了父亲在欧洲观战期间英国人发给他的一枚勋章，还有一只苏联代表团赠送给他的水晶盘子，我记得盘子里有一片绿叶，叶上有一只昆虫，工艺很细的。还有几件并不值钱的东西，显然这不是劫财。父亲接到电报回来，愤愤地说，这不是抢劫，是恐吓！后来透露出，来抢的人中有北平行营卫队中的人。从此家里多了几名保镖，走江湖的，会打拳，常在院子里一展拳脚。

   1933年热河失陷， 父亲已决定南迁，先让我去南京住在黄谦家里，由北平汇文小学转入南京白下路小学四年级，与黄宋同班，走读。那一年的暑假，全家人到庐山避暑。庐山有个“庐林书院”，是宋代朱熹的读书处，有几个学者在那里办学，既读四书五经，也读现代文，是寄宿制的，要求很严。父亲把我一个人放在了庐林书院，一个月后，全家人都走了。我无人管，一个人在那里天天读古文，“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心里很是悲伤。那时祖母已随四叔住在上海，祖母喜欢跟四叔住，因为四叔会讨她的欢心。我直接给祖母写了一封信，讲自己在这里很孤单很苦，最后画了一个小人，跪在祖母面前。两三天后，我在溪水边洗完脸，回到教室正大念“子曰”，电报就来了，说父亲接到电报：“祖母病重，望康儿归。”于是我到了上海祖母身边。

图7 全家与祖母孙弄琴在慈恩塔前合影。祖母膝前为妹妹何嘉。

三、马尾海军学校

   此时，大哥和二哥都在上海。大哥考入了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十期，二哥进入吴淞中学读书，我考入上海南洋模范小学。从1933年暑假至1935年初，我都在南洋模范小学读书，该校很严格，一律住校，每四个星期回家一天，学生不许在校吃零食，家里送来的东西一律放在训导处，每天下午四点，一个学生发四块饼干。学习方面，要求非常严格，五年级上学期，开始念英文。1935年上学期，我考入了南京金陵中学初中一年级，这时全家已迁至普陀路四号。我上学不久，突然发烧，是肺病，于是休学。从3月到暑假，我到杭州莫干山四叔的别墅里养病。四叔很有钱，不但在上海、杭州有房子，在莫干山也有两幢别墅，姑姑、祖母都住在四叔家。此时，海军部要办所模仿英国朴次茅斯海军学校的福建马尾海军学校，从多省招收学生。海军部部长是陈绍宽，福建人，当年与父亲同去欧洲观战的海军上校，参加过英国和德国的海战。父亲从他那里获得消息时，福建的名额已经满了，我就用湖北（舅爹所在地）的名额、以贡噶活佛保送的名义参考。一共只收一百名学生，每个省两个名额，五十名学航海、五十名学轮机。考场就设在海军部里，考试由陈绍宽亲自主持，我有点近视，在测视力时，陈绍宽把我推前了几步，最后我考入了轮机班。学制八年，完全是英国式的，航海班念五年书，上舰实习三年；轮机班念六年半书，上舰实习一年半。考进去的学生军衔是上士，实习时是少尉，毕业时是中尉。毕业考前十名送英国朴次茅斯海军学校深造。学校的地址就在福州马尾港，校名是“海军部海军军官学校”。我考取了轮机班，在家里一下子成了小英雄。按规定满十四岁才能参考，二十二岁毕业，当时我十三岁多一点，差一点。

图8 父亲（右二） 访鸿门宴旧址。

   记得是1936年6月出发，我剃了一个小光头，发了两套制服、衬衣、皮鞋、袜子、白色的包。两套制服中，一套属礼服，在检阅或举行重要活动时穿，另一套较差，平时穿，帽子是黑呢子的，帽檐外面有一道白色的箍。陈绍宽非常注重仪表，每一个铜扣子都要擦得锃亮。父母亲自送我去报到，几日后，我乘坐“通济”舰赴福州马尾港。“通济”舰是一艘练习舰，排水量一千九百吨，有高高的桅杆，动力为柴油机，时速十五海里。

   我们住的船舱在甲板下，双层床，一个人发一个铁罐子放东西，四个人一间屋。早点名，晚点名，吃得也比较好。五十个人为一队，学生中有队长和副队长，教官是个上尉，姓蒋。刚开始在长江里航行，顺江而下，船行比较平稳。出了吴淞口，驶入大海，船便大摇起来，所有的学生都吐得不亦乐乎，我还算好的。走了三天，过舟山，到了马尾。马尾是个军港，学校就在军港的旁边，大门前有一棵大榕树，进门摆着一尊钢炮，一条长廊，房子是二层楼房，品字形，四方的院落。楼上住宿，楼下为教室。

   校长是一名海军少将，姓李，训导主任叫周宪章，是个上校，是英国朴次茅斯海军学校毕业的。教官均为中校或少校，还有四名英国籍教官。学习和生活纪律都抓得很严，除了语文念古文、修身课念四书五经，几何、代数之类的数学课也要学，包括实验课都讲英文，授课的也多为英国教官。1936年8月末，学生到齐，分为一个个队，分别叫“成功队”“则徐队”“宗棠队”“继光队”等。学习抓得很严，每学年考两次。一般上午是文化课，下午游泳。刚开始在大游泳池游，而后乘运输舰到近海，在海里游。一年级五百米及格，每多游五百米，奖励大洋一元，游泳不及格便除名。每个星期天的上午整理内务，下午放假，可到马尾市里去吃一点米粉。一出校门就要换上礼服，每个铜扣子都要擦洗锃亮，皮鞋也要擦得锃亮。

图9 1936 年 6 月我复学了，当时是十三岁多一点。

四、向往延安

   这期间，我在上海南洋模范小学读书时的一位姓张的同学，家里是资本家，他寄了很多书报给我，我的大哥、二哥也不断寄一些报刊给我，所以我成了同学中消息最灵通的人。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二哥寄来大量报刊，同学们得知消息，群情激愤，纷纷要求走出校门游行，表示支援抗战。校长对大家说：“这只是局部战争，相信上峰会妥善处理，你们都是学生，军校的学生就要安心学习，不得参与外面的各种活动。”

   这时候，我与同学何世庚、赖坚组成了一个小社团，名叫“三人”，就用钢笔在稿纸上抄小字报，在同学中传阅，看到的人当然并不多。我们又发展了一个同学，叫谭毓枢。

   八九月间，日本来空袭马尾军港，军港损失虽然不大，却吓坏了学校领导，因为学校就在军港旁边，他们觉得不安全，于是将全校迁到了离马尾约二十里路的鼓山涌泉寺。从此，我们便在涌泉寺大门口的场地上操练，用竹篾子挡住菩萨，在大庙的佛堂里上课了。

自从迁入涌泉寺，学校就很难管住学生了，一帮子小皮猴，有的学生挤到和尚身边去打坐，还可以混上菜包子吃，和尚不敢惹这帮军哥，后来干脆蒸了包子送给军哥们吃。

图10 父亲（山上居中者）与义勇军将领冯占海（山下居中者）等合影。

   校方的管理松弛了，学生们便满山遍野地开小会。此时，大哥、二哥还有上海的张同学不断寄来各种宣传抗日的材料，我发现其中有范长江的《塞上行》和《中国的西北角》，如获至宝，由此知道了在陕北有红军，这时的思想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从家庭方面说，由于父亲思想比较开明，家庭氛围是和谐而民主的。我读了一些托尔斯泰的小说，特别是《复活》，深受托尔斯泰“勿抗恶”思想的影响。而此时，我还读了讲述产业革命的图书，有了阶级的观念。在“三人”小团体中，何世庚家是城市贫民，父亲是个工人，很早就劳累而死了。他讲到他父亲死的时候，脸是蜡黄的，家徒四壁，墙也是蜡黄的。我便对阶级有了实际的感受，何世庚一家就是下层，而自己是生活在社会上层的，这就是社会的不平。我的思想朦朦胧胧开始从“勿抗恶”转向要革命，要改变不平，这是思想升华的一个起点，但不是很清晰。更为现实的是，学校不许学生抗日，而共产党是主张坚决抗日的，于是萌生了到延安去的想法。

   这时，学生已经发了枪，每天要在大庙前面的广场上操练。下午不上课时，“三人”便跑到“渴水岩”开小会，抗战了，海军却上了山，我们不能再在这个学校待下去了。我们一致决定走，可如何走呢？学校有规定，考试不及格就开除。所以，我们决定到大考时罢考，交白卷，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走了。

   我们开始做准备，考虑到北方冷，便把学校刚发下来的棉褥子里的新棉花抽了出来，买了布，准备到马尾城里一人做一件棉大衣。再把床上铺的被单刷上一层桐油和一层绿油漆，做成了绿油布。我与谭毓枢拿着东西，下山到马尾城里去找裁缝铺，刚好被队长看见，我们不顾阻拦地跑了。回来以后，就被叫到训导处，李校长和周教导主任对我说：“你的父亲拜托过我们，你千万不要乱闹，犯了事，我们也帮不了你。”为此，学校以擅自离校为名，给了我和谭毓枢各记大过一次的处分。我们依旧每天只穿一件单衣，去爬山练脚力。

图11 父母带我们游过庐山、黄山、终南山等名山大川。坐者左起依次为大哥何旭、母亲陈坤立、二哥何鹏、父亲何遂抱着我。

   终于到了年终大考，我们原本准备故意考不及格，明明会答的题目，故意瞎答。考到最后一天，休息时，同学们唱起了抗日歌曲，队长是一个上尉，他抓住年纪最小的谭毓枢，怒斥道：“为什么要扰乱考场！”说着就要拿竹尺子打谭，我立即冲上去，把竹尺子抢下来，大喊：“不许打人，我们唱抗战歌曲有什么错！”那个上尉怒吼道：“你怎么敢对长官这样？你出去！”我说：“出去就出去，我们不考了！”我愤然走出“教室”，好几个同学跟我一齐走了出来，罢考了。很快，学校就张贴公布告，说我临场犯规，侮辱师长，着即开除，限二十四小时以内离校。当天下午，我与谭毓枢、赖坚、何世庚等背上绿背包，高唱抗日歌，昂首挺胸，大步走下了鼓山。走到半山腰，听到教堂的钟声敲响了，这天正是12月25日，圣诞节。

   我有一个叔叔住在福州苍前山，我们便先集中借住在他家两天。大家一算账，如果乘船坐车去武汉，钱根本不够，不满十五岁的我与谭毓枢年龄最小，就让我们两人乘船坐车去，赖坚与何世庚联络其他要去的同学共约十人，组成一个宣传队，步行去。

图12 十五岁辍学共赴延安的同学再聚首。摄于1960年。前左赖坚、前右何进（何世庚）、后左何康、后右何澄石。

   1937年12月28日，我与谭毓枢乘装有发动机的平底木船从福州溯闽江直达水口，上面的河道就窄了，只能换乘小船，也是机器驱动的。到达南平后上岸，改乘汽车到建瓯，再换车到浦城，辗转到达江山。江山已属浙江，是浙赣路上的一个大站，我们一算账，发现买火车票的钱不够。不过，此时浙北的杭嘉湖已经失守，大批难民拥到这里，整个火车站乱成了一片，根本无法买票，谁有本事谁挤上车。我与谭毓枢带着四个包爬上了一列火车的车顶，火车一路上走走停停，开了两三天才到长沙。

   我知道大哥二哥所在的外国语补习所已迁至长沙的岳麓山庄上课，便到那里找到了他们。大哥、二哥见到我很意外。我告诉他们，海军学校一打仗居然上了山，我们要抗日，准备到延安去。大哥二哥也觉得国难当头，再在后方学外语没有意义。于是在岳麓山住了两天后，他们和我俩一起从长沙乘火车前往武汉。由于突然咯血，母亲担心我肺病复发，将我扣在家中，第一次去延安的努力因此中辍。

图13 从马尾海军学校跑出来后，找到在长沙外国语补习所的大哥何旭（右）和二哥何鹏。

五、“抗宣七队”

   不久，大哥随父亲到郑州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当了政训处处长李世璋的机要秘书；二哥则通过林伯渠的秘书林居先介绍，到延安进入了抗大第四期。父亲带我去汉口的租界中街八路军办事处，在这里我知道了“孩子剧团”，并于1938年春节加入了“拓荒剧社”。

   我接到通知，带着简单的行李到武昌的育婴堂集合，同行的有我舅爹的女儿陈怀端（我叫她端姐）和谭毓枢，到了武昌育婴堂才知道，“拓荒剧社”已正式改为政治部第三厅下属的“抗宣七队”，后来更名为抗敌演剧第三队，归政治部第三厅领导。队长光未然（张光年）尚未到任，由副队长徐世津和另一个副队长王虹梓主持，在他们之后，赵辛生（赵寻）、彭后嵘也担任过副队长。队员里有很多人后来成为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如人艺的著名演员田冲、胡宗温、胡丹沸、邬析零、史民、兰光、田雨、黎霞（后在山西牺牲了）、陈璧（陈怀端）、钱辛道（画家，日本留学生）等。后来，“抗宣七队”在光未然的带领下渡过黄河，奔赴延安。由此，光未然写下了著名的《黄河大合唱》的歌词，由邬析零担任指挥，“七队”在延安做了《黄河大合唱》的首场演出。

图14 “抗宣七队”合影。后排右一是我，左一是胡宗温。我是宣传队里年龄最小的演员，胡宗温比我大三个月。

   在“抗宣七队”里，我印象最深的是周德佑，他的父亲周苍柏是湖北武汉著名的银行家和实业家，也是剧团的主要资助者，捐了二千银元。周德佑参加“抗宣七队”时，只给父母留了一封信，可以看出他行事的果断。周德佑当时只有十八岁，却已是共产党员了，而且是徐世津的主要助手。他的姐姐周小燕是著名的歌唱家，哥哥周天佑是钢琴家。他见我与谭毓枢年纪小，对我们十分关照。

   春节后，我们坐汽车从汉口出发，一路上雨雪纷纷，第一站是汤池（温泉），那里有一个共产党主持的训练班，负责人是陶铸。我们在训练班住了半个多月，听了形势报告等，一边政治学习，一边排练节目。生活上是实行共产主义，每个人带的钱全部交出，由负责生活和财务的副队长王虹梓管理，王虹梓的夫人汪霓也是队里的演员。每个人每月发两元零花钱，每天每人的菜金是一毛二分。这期间，周德佑主动借给我好几本书，有高尔基的《童年》、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莱昂捷夫的《政治经济学教程》等，这些书完全把我吸引住了，连上厕所手里都攥着一本。

   过了半个多月，我们进发到应城。应城有一个膏盐矿，竖井打入地下，一层石膏一层盐，把石膏采上来，把水注下去，盐溶于水，再把水吸上来，晾晒，浓缩，整制成一块一块的岩盐。矿主很有钱，听说是从武汉上面来的，给我们摆了丰盛的接风宴，而且把附近一座富丽堂皇的法国教堂的神父请出来作陪。看起来，他们的生活是很奢侈的，一个个都穿着缎子做的长袍马褂。可是工人的生活非常困苦，我和周德佑、谭毓枢都到一二百米深的膏盐矿看过，工人几乎是赤裸的，终日不见阳光，而且巷道低矮，直不起身子来。联想到矿主奢华的生活，内心产生了强烈的不平。这期间，我的思想发生了明显变化，进一步抛弃了“勿抗恶”的理念，产生了要起来反抗，改变社会不平的想法。

图15 周德佑所作“抗战演剧第七队”部分成员漫画手稿。前排为周德佑（左）、徐世京（中）、田冲（右），第二排为赵寻（左）、邬析零（中），后排左一是我。

   我们到应城的第一场演出，就是在膏盐矿，向工人宣传抗战的道理。后来，许多工人通过汤池政治训练班的培养，转到新四军去，有的成了新四军的骨干。

   在应城待了约一个月，我们又去皂市继续演出。由皂市继续到六七十公里外的天门县，正好赶上下雨，道路泥泞，全体团员艰难地步行了两天才到，住在一所学校的教室里，大家都累坏了。此时，天门附近岳口镇一支由土匪收编的部队殷切地要求我们去演出，队上决定战胜劳累去作抗日宣传。我们就在岳口镇汉水边上搭了台，白炽的汽油灯很明亮，所有演员都很卖力气。我们仍然演周德佑编剧、徐世津导演的抗日剧，我扮演的抗日小英雄被日本兵抓住了。演日本兵的是高高大大的田冲，当演到“日本兵”用皮带抽我时，他糊涂地把皮带拿反了，用皮带的铜头抽我，疼得我真的大哭起来，表情极为真切。在白炽的汽油灯下，黑压压的士兵们有的愤怒地举起了枪，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田冲下场后，抱着我说：“我弄错了，我错了！”我一生都记得这件事。

   在天门县，周德佑病倒了，发高烧，当地医疗条件差，徐世津派人把他送回了汉口。但不久，噩耗传来，周德佑竟因伤寒病加过度劳累，医治无效，去世了。我记得1938年3月20日《新华日报》为此出了专版，刊登了他父亲周苍柏和母亲董燕梁的讲话。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叶剑英都参加了葬礼。周德佑非常关心我，一路上帮扛东西，借书给我，还把他用小字写的学习笔记、作的诗歌给我看。他是我的启蒙人。听到他去世的消息，全队一片哭声。直到现在，我想起他的音容笑貌，依然悲痛不已。

   在天门县期间，副队长徐世津还宣布了一个惊人的消息：那就是另一位副队长王虹梓和汪霓携款潜逃，把周苍柏捐给队里的两千银元和大家上缴的钱全部卷走了。徐世津说，王虹梓吹嘘他是坐过大牢的左翼文人，但现在查明，他只是上海的一个文化痞子，他被逮捕坐牢是因为桃色事件。他生活腐化，大家反映他经常和老婆下馆子、开房间，看到风声不对，便卷了大伙的钱，跑得无影无踪了。

   这件事对全队的打击很大，但大家并没有屈服，一路边筹钱边演出宣传抗日。先到岳口，乘船溯汉水而上，到达钟祥县。县政府比较友好，支持我们在县政府里演戏，给我们做饭吃。我们吃得狼吞虎咽的，因为从岳口到钟祥，为了补助队里的经费，包括我在内，很多人都参加了拉纤挣钱，体力消耗很大。数日后，钟祥县的领导用小汽船把我们送到了襄阳。就在从樊城到襄阳的路上，我突然发起了高烧。

   襄阳是个较大的城市，医疗条件比较好，检查发现，我得了伤寒症，肺部还有阴影。前有周德佑的教训，徐世津立即派人顺汉水把我送回武汉，暂住在武昌的“海光农圃”里疗养（海光农圃原为周苍柏的私家花园）。那里有一幢小洋房，一位姓戚的大姐负责管理，周德佑的坟墓就在东湖的半岛上，在楼房前面立了一个石碑，上面写着“爱儿周德佑之墓”。周德佑的父母和姐姐周小燕都来看望我，很是关照。我身体基本康复后，才回到汉口的家。随抗宣七队奔赴延安的第二次努力再次受挫。

图16 1938年，我在武汉到重庆的船上过三峡时留影。

   回想起来，这期间还有两件事情。第一件是大约5月下旬，父亲很郑重地让我把一个密封的文件亲手交给邢契莘伯伯，邢伯伯也住在江汉关附近，他的女儿邢文蔚、邢文燕都和我很熟。当时，宋美龄是中国航空委员会秘书长（会长是蒋介石），主持该会日常工作，邢契莘是宋的主要助手（邢是美国留学生，作风西化，讲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我当时并不知道文件的内容，只是遵嘱把文件交给了邢契莘伯伯。后来知道，父亲早在5月中旬就向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提出了决黄河堤，“以水代兵”阻止日寇利用豫东平原的有利地势，以机械化部队的优势，沿陇海线夺取郑州，再沿平汉线攻占武汉的计划。父亲还曾带大哥去开封向商震（三十二军军长、河南省主席）讲述他的建议，并把这个建议交给了林蔚，请林直接递交蒋介石。此时，因见我方局势极端恶化，所以才让我再一次去送材料。另一件是家事，父亲从南京带回了一个年轻的女子，我见到了这位姓于的女子，长得不错，衣着朴素，神态和举止是文静的。母亲说，她不是烟花女子，是逃难，她还有一个姐妹，都是由父亲带出来的。母亲认了，给了她红包和首饰，摆了一桌席，对近亲们宣告她就是“二房”。可是才两天，这个女子就走了，留下一封短信，说她感觉到这个家庭是很和美的，不愿因她而破坏了这个家庭的和谐与幸福。

图17 五兄妹于重庆合影。左起依此为小妹何嘉、我、大哥、小弟何达、二哥。摄于1939年12月。邱崇禄提供。

六、加入共产党

   大约在8月份，举家入蜀。大哥、二哥已去延安。我、小妹何静宜（何嘉）、达弟、高妈和徐祖善一家，包括徐伯母吴凤仪、姨太太小梅、徐鸣，乘坐太古轮船公司的火轮最上层的头等舱，溯江而上。我在夔门还照了一张相。

   此时，我很懊丧，好像自己离了队。到了重庆，我仍然想去延安，妈妈哭得很厉害，不想让我离开她。父亲对周恩来说，我两个儿子都去了延安，老三再走，我就很为难了。博古把我带到机房街八路军办事处谈话，打消了我去延安的念头。

   我考入了由天津迁至重庆沙坪坝的南开中学，校长是张伯苓，但校名改为“南渝中学”。我上高一，妹妹何静宜在初中部。张伯苓很开明，学校的气氛比较活跃，语文老师姓周，对我很赏识。蒋介石夫妇还到学校里来过。当时我家住在“云庄”，是丁春膏的房子。我住在学校。我连续写了多篇文章介绍我在“抗宣七队”的生活，特别是我在膏盐矿的见闻。这些文章被张贴在壁报上，很快引起了学校地下党组织的注意。有一个高二的同学叫王世堂是共产党员（后脱党），他的父亲王勇公（王孝缜）是我父亲辛亥革命时期的战友，他约我到他家吃饭，问我愿不愿意参加共产党，我作了很积极的表示。从此，我经常被约到大操场的球门边谈话，由我的妹妹何静宜在远处放哨。我的入党申请就是趴在操场的讲台上写的。

图18 1973年，兄弟重逢。左起依次为二哥、大哥、我和妹夫邓裕民。

   记得是1939年5月22日，王世堂通知我，我的入党申请被批准了。1939年6月9日晚自习后，在学生宿舍后面一个农民的场地上，面对在一块大石头上贴的事先画好的马克思画像，我举手宣誓，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入党介绍人是王世堂和齐亮（齐亮是山东人，出身城市贫民，他曾是西南联大共产党的负责人，解放前夕牺牲于渣滓洞），参加人还有郝连杰和邓鸿举（高三学生，比我大两岁，时任支部书记，后来更名邓裕民，50代初成为我的妹夫）。此外还有梁淑敏（女）、刘慧兰（女）和雷学诗。

   我入党后不久，风声突然紧了起来。因邓鸿举太活跃，首先撤出，跑到化龙桥的新华书店去当营业员了。经他推荐，全体党员选举，我这名新党员继任了南渝中学的党支部书记，属沙磁区（沙坪坝、磁器口地区）特委领导。放暑假前，我被通知到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参加由蒋南翔主持的“沙磁区学生党支部负责人的培训班”。到了红岩村，没想到遇到徐鸣和我在同一个培训班学习，这位大我两岁的发小也加入了共产党。“跑警报”时，在防空洞正巧碰上了叶剑英和吴博，吴博是二哥在上海吴淞中学的同学，二人很要好，她常到家中玩。她见了我非常亲热，仍管我叫“小三”。叶剑英这时知道了我也像两位哥哥一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吴博告诉我：“你爸妈还和叶参座提到了你大哥、二哥，说十分想念这两位去了延安的儿子。”

图19 20世纪80年代，抗宣七队队员在我家重聚。左四为田冲（后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左六彭后嵘（后为新闻电影制片厂厂长），左七是我，左八邬析零（后任中央歌舞团团长、人民音乐出版社副总编辑），左十赵寻（赵辛生，后为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中国剧协分党组书记），左十一胡宗温（后为北京人艺演员），左十三张光年（光未然，后为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右一我的夫人缪希霞。

   这年年底，根据叶剑英的指示，大哥、二哥分别从晋东南抗大四大队和闽北回到了重庆，我们兄弟三人分别一年多后又团聚在了一起。为了遵守保密纪律，没告诉他们我也入了党。所以他俩去曾家岩见叶剑英时，还责怪我不告诉他们我已入了党，叶剑英笑着说：“你们让他来找我，我替你们打通关系。”再见到我们时，叶剑英交代大哥、二哥都不要回去了，留下来通过父亲及父亲的社会关系做上层的统战工作。在叶剑英的安排下，我们兄弟三人成立了特别的党小组，不与地方党组织发生联系。1940年冬，又由叶剑英将我们的关系交给了董必武。董老见我们时，要求我们广交朋友，好好学业务，长期潜伏，待机而动。大哥、二哥都有社会职务，而我正要上大学，听到我有志学习农业，董老特别鼓励我要好好学，将来我们的工作需要专业人才。从此，我们三兄弟直接在叶剑英、董老的领导下，作为一枚战略棋子部署下来。这是否应验了父亲在我满月时写的“年十八即当发轫”？我迈入了青年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