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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新时代区域乡村建设调查研究的一部力作:《海南乡村建设调查研究》评介
    作者: 中国热带作物学会秘书处   来源: 中国热带作物学会  日期: 2024-02-02   点击: 我要分享  

中国式现代化直面“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中国在从农业大国迈向农业强国的进程中,必须高度重视乡村建设行动。然中国地广人多,不同区域之间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差异显著,乡村建设行动必须从地方实际出发。在此背景下,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科技信息研究所热区乡村振兴创新团队核心专家金丹、赵松林、张丽英所著《海南乡村建设调查研究》 一书,历经三年筹备,于2022年2月恰逢其时地出版了。研究团队足迹遍布海南、广东、广西、云南等热区省份(自治区),深入海南省 18 个市(县、区)的乡村建设行动现场,开展了大量的基层调研,包括与海南等地的县乡干部进行座谈、对农户进行入户访谈和问卷调查等;研究内容主要涵盖海南乡村人才、农业科技、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村集体经济发展等重点领域。该书从扎实的一手数据资料中得出研究结论,其中部分成果被海南省相关政府部门采纳,十分具有代表性。

一、以“国家 - 农民”关系的理论视角研究乡村建设政策

该书指出:对乡村建设的研究除了考察行动本身的手段或载体之外,更重要的是考察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及互动机制。从古至今,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历经从松散到断裂,再到紧密的变迁过程。民国时期乡村建设由梁漱溟等知识分子团体领导,它作为一个广为人知的概念与社会运动,具有现代化意义且影响深远,但当时的运动形式倾向于绕过甚至排斥国家政权的参与,也就注定其难以成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中国共产党通过建立根据地政权,依靠政权推进土地革命,组织发动广大农民参与乡村公共建设,进而开展更全面、深入的社会革命,探索出了一条有效的“乡村建设”路径——强有力的政权建设加充分的社会动员。中国共产党通过根据地建设赢得农民,又依靠农民的力量夺取全国政权,在新中国建立了国家与农民之间紧密的互动关系。之后,乡村建设的战略方针在不同时期经历过若干调整,但国家与农民的紧密互动关系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该书强调,在“国家 - 农民”关系视角下开展的政策研究,一方面是探究国家意志如何通过基层政府、乡村组织等中介抵达乡村社会(即政权建设研究),另一方面是考察农民对国家意志的主体性反应,即他们如何理解国家政策、如何参与到国家政策所指向的乡村建设实践之中(即社会动员研究)。在对农业科技110服务、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具体政策的研究分析中,该书既总结了海南基层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所取得的经验,亦通过大量的农民访谈数据资料,分析农民的参与度及其影响因素,并将后者作为重点问题展开讨论。

二、以政策分析为线索探求实践与理论的统一

该书整体上以“国家 - 农民”关系为理论视角展开政策分析,但并未用任一特定的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理论去切割或阐释具体的经验事实,而是尽可能清晰地呈现政策执行的过程与农民反馈的事实,归纳问题并提出建议。仅将政策研究作为“应用”研究而区别于理论研究,是一种割裂理论与实践的观点,政府部门更关心的其实是政策本身的实施效果、改进方法和对策建议(见桂华《政策研究的“理论”价值》一文)。

以第一至三章为例,该书围绕“扶贫助农”这一主题分别呈现了海南省人才扶贫、科技支农与精准扶贫三项政策的研究成果,较为全面地呈现了海南省的相关扶贫经验与困境。第一章是关于创业致富带头人的人才扶贫政策研究,侧重于揭示贫困村的内生动力状况,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具有现实启发意义。如贫困村中有明确的带头人时,扶贫更具有成效和可持续性;拥有政治身份的带头人有更强的扶贫工作意愿等。第二章是关于农业科技110服务体系的科技支农政策研究,通过对基层政府公共服务的资源供给情况和农民参与度的调查数据分析,提出了农业科技服务应进一步市场化、创新科技人员投入基层服务站的机制等对策建议。第三章研究农业科技110体系的精准扶贫实践,通过分析扶贫资源输入贫困村的形式和过程,概括了海南省现有的企业扶贫、科技人才扶贫、服务站扶贫三种典型扶贫模式。以上三个部分相互关联、互为补充,立体呈现了政府在不同政策中都必须面对的乡村建设关键问题,如乡村产业基础的巩固、乡村建设带头人才的挖掘等等,对地方政府或相关部门的政策优化具有现实参考价值,也能服务于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建设理论建构。

三、以类型学分析促进区域性政策研究

类型学分析是开展区域性乡村建设研究最重要的方法之一。中国的南方与北方、沿海与内地的乡村基础和发展状况不尽相同,在国家资源优化整合的大背景下,党中央各项政策具有稳定性和全局性,而各个地方的乡村建设实践在落实中央政策过程中会进行区域性转化。因此,相关研究者必须准确地把握和剖析区域性要素:既要把握个性,了解各区域的乡村社会基础和前期政策的实施情况,明确地方实践经验的适用边界,又要把握共性,探求乡村社会基础与地方政策紧密联系背后的一般性原理,分析乡村建设的政策实践在相同区域、相似条件下所遇到的共同瓶颈,总结出可供多地借鉴、推广的经验模式。

该书对各项乡村建设的现状分析大量运用了类型学方法。如第四章“环境改善”中,作者建立了影响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运动成效的因素分析框架 (包括资源基础条件、政策执行力、农民主体性、传统社会惯习和基层组织治理能力),结合实证数据分析了海南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现状、成绩与问题,并以村庄个案调查材料为基础总结得出五种具有典型性的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模式:党建融合模式、村民自治模式、多元共治模式、小单元精神模式与利益多级关联模式。

此类分析方法,一方面有很好的一手调查材料作为论据支撑,另一方面在纵向上对实践的过程与成效有详尽的描述,在横向上又有不同的村庄、个案之间的比较分析,这样个案就不会成为脱离时空的“孤岛”。通过这些类型化的个案,不同区域的政策部门可以发现各自区域内相似条件下的可行性方案,这是政策研究区别于一般的经验总结材料所能提供的独特的施策参考价值之所在。尽管书中没有对比较分析的结果做过多理论阐释,但依然有助于推进一系列前沿问题的理论探讨,如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如何持续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的内生发展动力、如何引导社会力量参与乡村建设,以及对国家资源下乡后“规则内卷化”问题的反思,等等。这或是我们未来可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方向。

 



(作者龚城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侯媛媛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科技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武陵学刊》2024年第1期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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